马德兴：三镇之痛折射整个中国足球 股改是伪命题

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马德兴报道

中超在8月27日战罢第24轮之后正式进入短暂的休战期，但是，中国足坛并没有因此消停。28日下午，武汉三镇俱乐部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简报，再次令中国足坛掀起波澜。尽管简报清晰地表达了三层意思，但核心其实就只有一点，即如今俱乐部的股改遇到了麻烦。而遭遇这样麻烦的并不仅仅只是武汉三镇一家中超俱乐部，除了对外正式发布公告、宣布已经完成股改的上海申花、浙江、河南等少数几家俱乐部以及暂时没有受到股改冲击的上海海港等极个别俱乐部之外，其他多数中超俱乐部在推进股改方面都或多或少遇到了麻烦，或者是止步不前，或者是已经宣告股改失败。中超究竟何去何从？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该何去何从？这其实才是当下中国足球最令人头疼之事！

①恶劣环境与氛围不利发展

尽管目前的中超联赛包括中甲、中乙等各级联赛依然还在正常地进行着，但从去年年初开始由中国足协牵头提出的俱乐部股改事宜反而没有了进一步的消息。但实际上，相信无论是更高的管理部门抑或是普通百姓，都很清楚一点，即当前正在进行的“反腐与反赌”并非目的，而仅仅只是一种手段或方式，最终的目的恐怕还是为了中国足球更好地向前发展，让中国足球提高自身水准，不管是国家队层面抑或是职业联赛层面，能够最终满足和实现老百姓对中国足球的期望。某种程度上，现阶段的中国足球恰恰是处于较为混乱的时期。

这种混乱一方面是体现在中国足球运动的管理方式与模式、管理体系上，也恰恰是因为这方面的混乱，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反腐反赌”非常之有必要，需要净化一下中国足坛的“污浊现象”，理顺各种关系。只是今年的中超联赛以及中甲、中乙职业联赛中不时传出各种负面消息，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反映出中国足球依然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

另一方面，也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为有关方面所忽略的，就是中国足球的舆论环境与氛围越发恶劣，中国足球这个行业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越发低下，从事足球这个行业的人士也越发感慨“生不逢时”。因为同样是从事足球，在国外是一项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哪怕是竞技成绩非常一般，但也有很好的社会形象。但打开中国的网络平台或者是媒体，围绕着中国足球的所有消息几乎不是“黑”就是“恶”，似乎中国足球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就是“十恶不赦”，应该彻底消失。可即便如此，又何以解释今年的中超联赛在全面恢复正常后，场均上座率能够突破2万，难道涌入现场观看中超的都是“十恶不赦”的社会人？

舆论宣传的导向与现实存在着严重分裂，中国足球之恶劣形象，也让有意于中国足球事业发展之人望而却步，生怕因为涉足中国足球而给自己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负面形象与影响。可是，相比于目前同样在展开反腐的医药行业与领域，中国足球的恶劣只是小巫见大巫。一方面，有关方面在极力倡导让更多的孩子走进绿茵场、从事足球活动，但另一方面，围绕着足球的消息始终是“假赌黑”等负面形象。那么，作为孩子的家长又何以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涉足这种“黑”、“假”为主的运动？选择远离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而更能够佐证当前中国足球毫无地位与尊严的是，根据武汉三镇俱乐部发布的消息，俱乐部为零负债、并同意将其持有的三镇俱乐部100%股权以零对价的方式无偿转让，同时愿意将其投资超过1亿元人民币建造的基地继续无偿提供给俱乐部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投资方到现阶段没有明确眉目，这着实令人汗颜，姑且不提武汉以及湖北的足球人或球迷，更让其他中国足球人、真正关心中国之人为之伤心。

②三镇之痛折射整个职业足球

回到武汉三镇准备停止注资这件事本身。这其实也是很容易预计得到的一个情况，而且以记者对目前中超各家俱乐部现实情况的了解，今天停止注资的是武汉三镇，明天保不齐就会轮到谁，因为所有中超俱乐部都是同一种情况，即民营企业在当前中国经济大环境、大氛围之下都面临着自身企业的生存问题，特别是这些中超俱乐部背后的母公司大多数都是小房地产公司。

10多年前，当中超联赛在第一波反赌扫黑之后开始步入金元时代时，外界曾将中超联赛戏谑为“地产联赛”，因为中超16家俱乐部背后的母公司几乎全部都是房地产公司在支撑，母公司通过从政府获得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拿到地皮之后，用开发房产所获得的利润来注资职业俱乐部，进而进入“买买买”阶段，而从起步开始就困扰着中国职业联赛的自我造血功能问题，则始终被抛掷脑后，时任中国职业联赛的管理者乃至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为了眼前的利益，尤其是成绩的冲动，甚至还为烧钱的俱乐部不惜破坏规则、量身定制诸多特殊政策。这也就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职业足球的混沌，再加上所谓的“足球产业”的忽悠，对职业足球在认知上的偏差，必然导致中国足球走向死胡同。想想当年不惜重金的所谓恒大模式、华夏模式、权健模式等有多疯狂，如今就知道他们有多可悲。

更要命的是，足球俱乐部在这些资本拥有者或权贵眼里，也仅仅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时至今日，地产红利早已被消耗殆尽，足球俱乐部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牺牲品。特别是，如今单一的民营企业已经不可能再支撑需要金钱支撑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这也就让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经营与生存模式这个最原始的话题再一次被重新提出，职业俱乐部的自我造血功能何时能够真正建立起来？

换而言之，中国职业足球走了30年之后，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起点，中国职业足球怎么办？

③“股改”其实是“伪命题”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三年疫情其实是进一步加剧了困境中的中国职业足球发展难度，令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更加步履维艰。2022年开始，中国足协在有关方面的要求下，明确提出了股改的要求，即改变目前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背靠一家企业的情况，让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当地的国企参与其中，实施“股份制”改革。

这很容易让记者想起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初的1996年，中国足协曾在京召集国内各甲A俱乐部负责人、总经理开会，期间提出希望各球队能向公司化方向发展，特别是选择股份制这种形式。因为当时国内俱乐部绝大多数为当地体委与一家企业合作的形式，这种形式短期内可以解决球队的经费问题。但在合作一、两年之后，由于在经费、人事等问题上达不成一致，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最后散伙，令俱乐部时常呈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情况。而且，当时国内经济领域中，国家体改委当时已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足球俱乐部选择股份制应该说是符合大形势的。

时隔26年，当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再次提出所谓的“股改”问题之时，当然是一如前面所提到的重新回到了起点。可是，经历了20多年发展之后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又与20多年前职业联赛刚刚起步时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因为20多年前，当地体委(也就是现在的各地体育局)在俱乐部中依然还有一定的话语权，如今在职业俱乐部中毫无话语权，资方为大，球员作为被雇佣者，当然也只是听命于资方。这与专业时代“吃皇粮长大”的球员当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且所有权亦归资方。

于是，所谓的“股改”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了一个伪命题，因为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下，国企与民企恐怕很难兼容，更何况职业足球本身是一项烧钱运动，在中国职业足球尚未形成有效的经营模式、成为一个真正的“产业”之前，让私企烧完钱之后，再让国企去接着烧钱，这是现行国企的各种制度与规定都难以容忍的。

实际上，之所以从去年一开始提出股改时，部分俱乐部很快有新动作，与当地政府的相关领导不无关系，但领导一走或一换，随即没有了下文。诸多中超俱乐部股改难以为继，恰恰就是因为地方领导人的变换。所以，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股改希望不能寄托在地方领导人身上，而更应该是一种制度建设，也就是需要更高层拟定和出台相关的统一规定，将其制度化、系统化。

④该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坦率地说，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走到今天这一步，作为中国足球行业的最高管理部门的中国足协以及更高一级直接管理部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整个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究竟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时至今日，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想要继续下去，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回答，而且刻不容缓。否则，中国足球还有可能进一步给中国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造成更多、更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中国在世界的整体形象。

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缕清中国职业改革进程过程中始终争议不下、甚至已进行过各种尝试的焦点问题：

第一，究竟是以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还是以市场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

第二，究竟是应该是市场力量来主导，还是由国家行政力量来主导？

第三，究竟是政府来实施具体操作，还是社会来实施具体操作？

这几个争议焦点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即俗称“五十条”)中都可以找到答案，但现实中却未必如此。譬如，中国足协作为代表我国参加国际足球组织的唯一合法机构，提高足球水平是最主要任务，这是代表百姓的期望与利益的。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简单地将成绩好与坏作为评判足球的唯一标准，老百姓最看重的就是中国队要进世界杯、看重成绩，没有成绩就是现如今外界对中国足球的态度，所以中国足协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标志性的成果”。站在中国足协的角度，努力抓好国家队、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争取出线，难道错了吗？难道不是希望以此满足百姓的愿望？

但职业俱乐部是投资人出钱养队，确保自己在市场中的利益最大化，金元足球之所以在中国足坛肆虐，靠砸钱引进大牌外援、通过提升成绩来吸引眼球，从而在短期内实现宣传最大化、效益最大化，站在市场的角度难道错了吗？当然，大道理对投资人而言肯定谁都会说，但现实恰恰是另外一回事，投资人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于是，两者之间就必然发生冲突与矛盾，而且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职业化足球改革起步而产生、并贯穿于近30年的整个中国职业足球发展史。说得高大上一些，就是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国家目标与企业目的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内在矛盾，更是一种分离。从2004年G7事件到现如今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的难产，其实都是这些矛盾的突出表现。

再譬如说，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从出台至今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但缘何始终未能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欧美职业足球可行的那一套未必适用于中国。这是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

但是，即便是高度职业化的欧美足坛，其背后也可以看见“政府”那个无形的影子。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英超一直为各界所羡慕，但英国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明确表示，他们计划成立一个独立的足球监管机构，监督英格兰男足比赛的财务可持续性，并有权阻止球会加入分离的联赛。政府发布了关于足球管理的白皮书，确认将根据2021年由球迷主导的足球审查的建议，成立一个监管机构。

相比之下，现在的中国足球已经完全“脱离”了政府、脱离了现行中国社会的管理体系，因为中国足协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尽管设立党委、由体育总局党组领导，但很难去实施全方位的监管，原因就在于其根本不具备政府组织或部门所具有的相应管辖权力，但又不得不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国内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属地管理原则”，任何行业、任何领域都是层层把关、层层负责，由基层的区县起，到市、再到省市自治区一级、最后到中央。这其中，政府的角色与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唯独现在的中国足球是例外，在脱离了地方体育局(代表政府部门)后，地方俱乐部所有事务全部都落到了中国足协，这期间就形成了一个“管理盲区”。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中国足协不能代表一级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地方政府就可以完全不认。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职业足球市场化的运行本身就是离不开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发展的事实一再证明：政府从未放弃过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管理，更何况当今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没有国家调控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放之职业足坛同样如此，中国职业足球更是如此。

所以，中国职业足球下一步如何走？特别是在反腐与反赌之后。首先恐怕还是应该上升到中国足球的生态环境治理的高度和层面上，重新优化中国足球的生态，再结合中央出台的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文化建设，包括区域性的文体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而展开，探索体育文化建设新方向，这恰恰也是地方政府的职能、更是一种责任。

这也是为什么记者坚持“是时候让政府重新在中国职业足球发展过程中扮演角色、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这一观点的原因。单靠某家足球俱乐部与地方政府展开协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帮助中国足球走出困境，而更应该从政策、制度等方面，全局把控和引导中国足球接下来的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