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由行第3、4天:在东京四处走走 还进了趟皇居
【车讯网 报道】您现在看到的是日本自由行游记第2篇,内容是在东京的东游西逛。其中有一天,恰逢天皇生日,我还意外地走进了皇居,远远地看见了天皇一家人。
早餐后出门,首先乘JR火车前往上野,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开篇便是上野,可惜眼下并非樱花时节。上野的醒目之处,立着一尊西乡隆盛的铜像,这人的功绩在于推翻德川幕府,恢复天皇统治,是明治维新的元勋。
上野除了动物园,还有座东照宫,360多年历史,主要供奉的是德川家康,他是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江户幕府)的创建者。
上野东边,隔着几条路,是东京大学。
校园里有许多银杏树,正值树叶金黄,在阳光的照耀下很是漂亮。
整个校园分外寂静,来来往往的人很少。
校园里有家星巴克,我坐了好一阵,店里只有几个学生在学习。店员每隔一会儿,就拿个小盘,走到每位客人面前,送上一块小点心。
东京大学东门的旁边,有个古色古香的门,叫赤门,已有百年历史,现在成为东京大学的象征。
离开东京大学,坐JR线东京环线(山手线)去了明治神宫,这里是供奉明治天皇灵位的地方。明治维新将日本从落后国,转变为先进国,耗时之短,令各国惊讶。其实,这里的道理很简单:愿不愿意虚心学习。
虚心这俩字,看着简单,真正做起来,有时可能放不下。日本放下了。比如,明治维新时,他们派了一群高官出访西方12国,历时1年10个月,因为他们看的很细,了解的很全面、很彻底。
形容这个使团的一句话是:“始惊、次醉、终狂。”面对西方的先进与发达,日本人从吃惊到沉醉,再到发疯般地学习。同一时期的中国,也有类似举动——洋务运动。从表面看,咱们也引进了工业化生产,今天的长安汽车,就是那时的产物,当时叫上海洋炮局,李鸿章创办的。但咱的变革仅限于办些实业,并不涉及其它。
不过,历史上的明治天皇,究竟是不是很伟大,有不同的说法。日本历史学家飞鸟井雅道在《明治大帝》一书中,向人们展示了另一个明治天皇——如同傀儡一般的怠政。以此书来看,明治维新似乎与天皇本人无关。天皇的使命是祈祷,动不动就跑到七寺七社祈祷——伊势神宫、石清水社、贺贸社、松尾社、平野社、稻禾社、春日社、仁和寺、东大寺、兴福寺、延历寺、园城寺、教王护国寺、广隆寺。
看罢明治神宫,来到附近的原宿火车站,乘车前往新宿。原宿到新宿只有2站地,几分钟就能到,新宿是东京非常繁华的商业区,到这儿不可能不花钱,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内袋里的钱包,脑袋顿时大了一圈儿——钱包没了。
历经多年单人旅游,早已训练有素,此时绝不能慌张,必须保持沉稳,只要在心平气和的前提下,才会减少出错的可能。于是,我稳住心情,仔细回忆最后一次用钱包是什么时候,想起来了,是在明治神宫买纪念品的时候——我必须立即回到那里。
此时,火车已经抵达新宿,下车,到对面上车,往回走。5分钟后,我又回到了原宿车站。出站后三步并作两步,疾步往前赶。这时候,我已清晰地回忆起,1个多小时前,在神宫大殿前的商品部,买了几样纪念品,付款后,随手把钱包放在柜台上了。时隔这么久,那里又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还有可能找回钱包吗?
素闻日本治安不错,我的现金和信用卡、护照,都在钱包里,没有像去欧洲那样分别存放。也就是说,此时的我已是身无分文。
一边走,一边做出预案——假如找不回钱包,借助旅馆的电话,让家人转账到旅馆指定帐户,然后通过旅馆提取现金。等待转账过程中,向旅馆借点儿钱,前去中国驻日领事馆,申请临时证件。这些步骤顺利的话,明天一天应该够用,不会耽误旅程。
事后聊起这件事儿,友人夸赞我遇事不慌、井井有条。事实上,打算旅游的话,就应该有点儿这能力。这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在北京怀柔山区爬山,有次攀一个岩壁时,不留神将自己困在半空,仔细观察周围地形,终于利用一个岩缝,将手臂伸进去,起到膨胀螺栓般的作用,左右交替,才让自己脱困——人是地球最厉害的生物,只要想办法,总能解决。动辄报警、求援,实在有些懦弱。再说了,您自己玩儿,干吗要给别人添麻烦?
来到商品部,售货员没变,还是那位眉清目秀的姑娘。我掏出刚才买的东西,用最简单的英文单词,表达我的来意。她一下子就明白了,告诉我,从旁边那个门出去,那里有警察办公室。走过去,一位中年警察接待了我,他听到我丢了钱包,立即拉开抽屉,把我的钱包举起来——霎那间,悬了许久的心,一下子落了地。全身倍感轻松。由于钱包里有我们全家人的合影,以及护照,警察很快确认我是钱包的主人,但还是谨慎地询问里面有多少钱,进行再次核实。当时我激动得很厉害,想与其合影留念,但他表示了谢意。不知是不是警察局有什么规定。由于日本是法治国家,我没敢用现金表示谢意,以免给这位和蔼的警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是把一些钞票投入了参拜神宫处的款箱里。随后,我向商品部的姑娘表示谢意,她只是莞尔一笑,继续工作。我始终不知道的是,究竟是谁,她还是某位游客,看到遗忘在柜台上的钱包,并把它交给警察。
找回钱包,再次前往新宿,去了东京都厅,在45层看东京全景。东京都厅大约相当于咱们的北京市政府,大楼非常气派,是在90年代、日本经济最为辉煌的时候建造的,造价极为昂贵,引来不少争议。
也许是为了体现政府服务民众的宗旨,人家将接近顶层的地方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乘高速电梯,来到这里游览。回想一下,无论是台北101,还是上海的环球金融,登楼参观的费用都不便宜。
在新宿逛了一圈,有些劳累,本打算找个居酒屋喝上几杯,吃点儿小菜。忽见一个吉野家,于是进去看看与北京的吉野家有何不同——真有差异。这里吉野家是环形餐台,顾客围坐,里面是店员。日本常见的小饮食店,比如,寿司店、快餐店等,基本都是这种格局。另外,这里的吉野家似乎没有鸡肉饭、双拼之类的,而是以牛肉饭和“锅膳”为主,有点儿像北京吉野家的玉子什锦拌饭定食。每份售价630-75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35-40元左右,而北京类似餐食是33.5元。毕竟,日本是个全国人均年收入大概2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
第4天,早餐后出门,不远处就是皇居,也就是天皇的居所,我沿着皇居的护城河走了多半圈。这座皇居最早是德川幕府实施统治的地方,当时叫江户,后来德川幕府交权,天皇重新掌权以后,将这里定为首都,并更名为东京,昔日的江户城改成为天皇的居所。
皇居护城河的宽度与北京护城河差不多,但河堤特别高、特别陡,估计是为了安全。相比之下,咱们的护城河似乎起不到什么阻拦作用,很轻松地就能走到河边。不过,这里的城墙比较矮,由很大的石头构成。沿着护城河,是一条林荫路,还有很多花草、座椅和饮水机,非常适合散步。
与我国皇宫都是四四方方不同,这座皇居的形状并不规则,围着它走一圈,大约是5.2公里。其中西城墙最短,不足1公里,北城墙至少有1.4公里。皇居一圈有很多门,正门在东面,对着东京车站和银座,后者是东京特别繁华的商业区。皇居的正门在二重桥,一般游人只能走到桥旁参观、拍照。
皇居北部是个公园,叫北之丸,环境绝佳,里面有科学技术馆和日本武道馆。
武道馆的斜对面,是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不过,如果想看看日本如何记载自己的历史,倒是应该参观一下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相当于北京军事博物馆,门票8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40多块钱——日本的博物馆免费的不多,几乎都要买票进入,虽然价格还可以,但这一点不如咱们,咱们的博物馆大多免费参观。在游就馆里,我看到一门从咱们的旅顺搬过去的大炮。
皇居南部是行政区,从西往东,有宪政纪念馆、国会、财务省、交通省、总务省、法务省、警视厅、最高裁判所。再往南一些,还有外务省、科学文部省以及首相官邸。一大堆国家机关集中在一起,可以起到降低交通流量、提高办事效率的作用。这个做法,是从欧洲学来的,他们占领我国东北,把长春定为伪“满洲国”首都之后,如法炮制,八大部建筑至今犹存。留学英国的陈占祥,深谙世界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与梁思成一起,为北京做了一个科学的规划,遗憾的是,未能被接受。
走到最高检察厅门口,忽地想起,《追捕》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杜丘从检察院走出来,真由美站在路边,俩人携手沿着人行道向前走去。而眼前的检察院牌子,与电影里一模一样。
人行道的景色也基本未变,只是多了个过街天桥。这个日本电影在1978年对中国产生的震动,是如今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时尚的服饰、洋气的轿车、宽大的住宅、考究的家居、大胆的爱恋,这些90后司空见惯的东西,在他们出生的前不久,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还仅仅停留在屏幕上,非常陌生。《追捕》是第一个向大家展示这些的。
当看到真由美的父亲走下自己驾驶的飞机,坐进一辆大型轿车时,我曾问我爸,家里还有飞机和汽车?在我的概念里,汽车都是公家的,只有当官的人,才有小轿车坐。爸爸笑了,他说很正常,轿车不过是交通工具,并不是身份象征。
杜丘与真由美并肩而行的对面,一片绿树葱葱,那是日比谷公园。此处曾是军队操练的地方,明治维新时改为公园,据说是日本第一个现代公园。公园里的建筑之一,是个叫松本楼的餐厅,1903年开业至今。餐厅的主人叫梅屋庄吉,他在香港经营照相馆时认识了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梅屋庄吉表示,只要你革命,我就在经济上支援你。
没想到,梅屋庄吉用自己的一生,兑现了这句誓言。他开设了电影公司,生意非常成功,但把大笔利润,都给了孙中山。孙中山去世时,经济上已经不富裕的梅屋庄吉,把最后一笔钱拿出来,为孙中山铸造铜像,并亲自护送第一尊铜像来中国。不久,恰逢孙中山灵柩从北京迁往南京下葬,梅屋庄吉参加了迁葬过程,铜像被安放在中山陵。
随后,又有3尊铜像运抵中国,第2尊铜像赠予广州黄埔军校,第3尊铜像赠予广州中山大学,第4尊铜像赠予中山县孙中山故居。不过,安放在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的铜像,在抗战时期移至澳门国父纪念馆。原本梅屋庄吉打算再铸造3座铜像,赠送给北平、上海、武汉,但因资金匮乏未能实现。
除了全身铜像,梅屋庄吉还铸造了100尊半身像,其中有一尊赠给了宋庆龄,至今仍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现香山路7号)的“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将故友孙中山安葬之后,梅屋庄吉决定筹资拍摄一部电影《大孙文》。遗憾的是,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日关系恶化,这部电影的拍摄计划最终被迫放弃。此时的梅屋庄吉,四处奔走,试图通过各种关系说服日本政府停止侵华。1934 年11月16日,梅屋庄吉去见外相广田弘毅时,昏倒在火车站,7天后与世长辞。临终前,他留下“吾人为中国革命所作之一切,均是为恪守与孙中山之盟约”,“与此有关之日记、书信等,概勿外传”的遗嘱。
我走到松本楼时,还没到餐厅营业时间,进门后说明来意,一位中年女士热情地引导我参观,并送给我中文的说明书,在一个转角处,有一架钢琴,上方墙壁上,有8个镜框,有早年间的书信,有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的合影。
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认为是袁世凯所为,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此时,宋庆龄从美国留学归来,担任孙中山秘书,两人坠入情网,梅屋夫人为他们准备了嫁妆、新房,两人于1915年在松本楼结婚,当年宋庆龄弹奏过的钢琴,仍然保存完好。
作为一家餐厅,松本楼周边环境非常优美。其中,一楼的咖喱饭特别出名,且价格公道,值得推荐。
日比谷公园东侧,一路之隔,是东京帝国饭店,五星级,坐在房间里就能看到皇居全景,位置极佳,每日房价人民币2600元起,早餐另算。饭店隔壁大楼的墙角下,有个“鹿鸣馆迹”的石牌子,鹿鸣馆是在明治维新时建设的豪华会馆,用于与西方人联络感情。当时,负责外交的大臣井上馨,积极倡导全盘西化、脱亚入欧,讨好西方人的鹿鸣馆,就是出于这样的需求而建造的。
隔壁的帝国饭店,也是为了向西方人展示日本的进步。井上馨以为,通过这样的公关手段,就能让西方人看到日本已经走向现代文明,就会修改30年前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不过,井上馨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奏效,西方人看到日本人身穿燕尾服、留着分头、吃西餐、跳交际舞,反而感觉很滑稽。直到1899年,西方人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才被取消,收回关税权则是在1911年。因为,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已经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毫无疑问,这个世界靠实力说话。讨好、空喊口号,都是无济于事的。
再往前没多远,是第一生命大厦。二战结束后,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将司令部设在了这里。作为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在东京居住6年。这期间,他为日本制订了宪法,强调了公民权利,并把天皇从神降为人。随后又进行了土地改革,使无数农民一夜之间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位曾是最年轻的西点军校校长、美国惟一一位参加过一战、二战和韩战的将军,成功地将日本引入现代民主国家之后,因与杜鲁门总统意见相左而被解职。据说临走时,数以万计的日本民众自发上街送行,回国第2天,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国会发了那篇著名的演说:《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
第一生命大厦的斜对面,是皇居大门:二重桥。此时我忽然发现,门前的道路已被封闭,很多人向二重桥走去。原来,今天是12月23日,是当今天皇的生日,皇居每年有2次开放,一次是1月2日,另一次就是今天这个天皇诞生日。于是,我跟随着人流,走进了皇居。
当时在位的是明仁天皇。在二战以前,日本曾将天皇诞生日称为天长节,这是延续了我国唐朝的文化。这天是公共假日,全国放假1天,难怪一路走来,车辆稀少呢。据说天皇诞生日相当于国庆日——日本其实还有个“建国纪念日”,2月11日,据传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00年的2月11日统一了日本。
进入大门没多远,便是天皇的宫殿所在地,这组建筑有7座,2.3平方米,白墙绿顶。
人虽多,秩序很好。等了一会儿,音乐响起,大家欢呼起来,只见天皇和皇后,在皇太子夫妇、皇次子夫妇的陪同下,出现在露台上,向民众挥手致意。接着,天皇发表致辞,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
拜贺结束,大家接着往前走,经过宫内厅之后,来到东御苑。此时,绝大多数人出门去了——东御苑是日常开放的区域,当地人肯定都来过——只有我这样的游客,才跑到御苑里游览。
东御苑在德川幕府时代,是将军的居所,当时叫江户城,明治天皇刚迁都于此时也曾住过。如今江户城只剩下遗址,大部分宫殿都没了,整个江户城面积很大,分为本丸、二之丸和三之丸,三之丸有个展览馆,陈列着各个国家送给天皇的艺术品。
皇居外,一河之隔,是繁华的银座。因为时间不富裕,午饭只能是快餐了,790日元一套,约合人民币40余元。
东京站也在皇居对面,下午4时,我搭乘新干线,前往名古屋。东京到名古屋366公里,运行2个小时。
火车基本沿着海岸线走,沿途经过了小田原、热海、富士、静冈、滨松等几个城市,途经富士市附近,富士山出现在右侧车窗里,看得很真切。原本我打算爬这座山,可人家冬季不开放,下次再说吧。
天色全黑以后,火车抵达名古屋,预定的旅馆就在车站附近。出站后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顺利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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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古屋,主要是去看了丰田汽车的诞生地,此外还有名古屋城、热田神宫。